第一千一百四十八节宝塔 (第1/2页)
　　
　　延长县至边区驻地的土路上，一支队伍快速前进，正是慰问团、国府一行以及八路军护送人员，马蹄和脚步带起的灰尘在阳光下肆意飞扬。
　　
　　晋南游击队的队员们也在其中，此前一战游击队伤亡不小，牺牲了十多人，必须到边区内部进行休整。
　　
　　包括崔宏用跟国字脸汉子在内，很多队员是第一次来边区核心地带，众人兴奋的四处张望，想要看看大后方究竟是什么样子。
　　
　　队伍当中，左重骑着一匹驮马眺望道路两侧，远处的山坡和田野阡陌间到处是忙于农事的山民，颇有太坪时节岁丰盈之感，几乎让人感觉不到这是战时。
　　
　　跟山城周边相比，本地的百姓虽然衣物破旧，但是面色红润、精神高昂，眼里也没有麻木，有的是对未来的希望。
　　
　　仅仅从这处细节，便能看出地下党在内政治理上将果党甩出了八条街，慰问团的成员们哪个不是见多识广，自然有所察觉。
　　
　　同样坐在马上的陈先生将这些看在眼里，拉了拉缰绳降低了速度，突然转过头，问了副部长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。
　　
　　“李先生，对于地主以及工商业主，贵党是如何处置的？
　　
　　听闻你们将地主、商人手中的土地、财产全部没收，无偿发给了失地农民、佃户和贫民，有没有这回事情。”
　　
　　旁边的慰问团成员，左重、徐恩增、特务们竖起耳朵，想要听听对方会如何回答。
　　
　　国统区的报纸对此早有报道，各种耸人听闻的消息不断，什么共┴产共┴妻啊，什么杀人放火啊，说得有鼻子有眼，就跟亲眼目睹一般。
　　
　　很多“德高望重”的果党元┴老上书中央，严厉要求国府对地下党的这种行为进行处理，保护“合法”财产不受侵犯，标准的p股决定脑袋。
　　
　　副部长听到这个问题笑容不变，事实上在慰问团到来之前，上级就预计到了这些侨胞们的顾虑，并确定了一个原则——实话实说。
　　
　　他瞄了瞄左重和特务们，缓缓开口道：“不错，我们确实打击了一部分为富不仁的地主和资本家。”
　　
　　此言一出，现场一片哗然，南洋侨胞们的脸色变得非常难看，要不是看在地下党救了他们的份上，恨不得掉头就走。
　　
　　这跟爱不爱国没关系，纯粹是阶级立场决定的，没人想把自己的财产分给别人，至少是大部分人。
　　
　　但不等众人说话，副部长又不慌不忙的补充道。
　　
　　“根据我们的统计，土改前，边区驻地一带70％的土地，集中在占全农村人口不到10％的人手中，且这个数字在不断扩大。
　　
　　而占全农村人口80％以上的贫农，不仅要负责最为沉重的体力劳动，还要承担各种苛捐杂税，生活处于极度贫困状态。
　　
　　土改后，边区驻地、延川、延长等县，绝大部分的土地进行了重新分配，封建土地所有制基本被消灭。
　　
　　至1938年年底，占全部人口80％～85％的贫农和中农，已经拥有了80％以上的土地，民众的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。”
　　
　　70％和10％。
　　
　　陈先生等人哑然，接受过完整现代教育的华侨，岂能不知道这两组数字背后意味着什么，明末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。
　　
　　土地高┴度集中，绝大多数农民被剥夺了土地，变成官绅地主的佃仆，或者被迫四处流亡，社会生产日益萎缩。
　　
　　发展到最严重的地步，咒水之难不远矣①，加上日本人的全面侵华，神州陆沉恐怕近在眼前，到时候他们都将是民族的罪人。
　　
　　所以，边区的土地改革势在必行，不改，下场就是当亡国奴。
　　
　　在众人思考期间，副部长继续对边区的各种政策进行讲解，增进双方的了解，消除彼此之间的隔阂。
　　
　　“七┴七事变全面爆发前，出于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目的，我们及时对相关政策做了调整，将减租减息作为现阶段解决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。
　　
　　具体表现为，已经进行过土改的地方，确保分地农民的既得利益，禁止地主、富农的反攻倒算，保护隔命的成果。
　　
　　对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，停止没收地主、富农的土地分配给贫雇农，以减租减息来解决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。
　　
　　但我们也对地租做了限制，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，利息不得减到或者超过社会经济借贷关系所许可的程度。”
　　
　　副部长把边区在土地上的政策变化以及原因娓娓道来，没有任何隐瞒，这种开诚布公的态度赢得了慰问团的好感。
　　
　　陈先生微微点头，跟同伴们对视了几眼，随后又问了问边区对私营商业的看法，这才是他们最为关心的一点。
　　
　　“西方经济学家说数字不会骗人，那我再说几组数据，诸位朋友都喝过洋墨水，可以自行思考嘛。”
　　
　　副部长开了个小玩笑，沉声把边区建立前后，驻地周边的私营企业历史、数目、资本总数，乃至整体商业政策进行了阐述。
　　
　　“在边区建立前，本地的反动政府不但要粮要钱，派差拉夫，勒索敲榨，苛如猛虎，军队还烧┴杀抢掠，导致十室九空，人民群众惨遭祸殃。
　　
　　驻地附近的人口大量减少，数百华里走下来，有时只有二三十户人家，截止到36年，本地的私营企业不过168家，总资本4万元。
　　
　　随着我们的政策鼓励，1937年，这两个数字变成了204家和7万元，去年，即1939年年末更是变成了262家和40万元，商业活动得到了恢复。
　　
　　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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